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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漢化”類似的概念是“羅馬化”。古羅馬制度雖由羅馬人發(fā)明，卻成為地中海文明的古典形態(tài)。拉丁文已經(jīng)不是“羅馬人的文字”，而是歐洲古典文明的載體19。當諸多日耳曼蠻族王國拋棄了拉丁語口語，當不同的日耳曼族群因部落與方言不同而分化成不同王國不同語言后，以拉丁文為載體的古羅馬文明從此淹沒于蠻荒洪流與普世教權之下，直到12世紀初羅馬法才開始復興20，直到15世紀文藝復興時才重新發(fā)現(xiàn)了“人文主義”和“國家理性”21。而這個“重新發(fā)現(xiàn)”的源頭不在歐洲本土。如果沒有十字軍東征從君士坦丁堡帶回來古希臘古羅馬手稿，如果沒有阿拉伯人翻譯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古典作品，歐洲就難以發(fā)生文藝復興，也就不會有啟蒙運動。可以說，希臘羅馬的古典文明沒有像漢文明那樣由周邊族群與本地居民共同傳承，而是從外部“出口轉(zhuǎn)內(nèi)銷”找回來的。

吉本總結說，哥特再寬容仁愛，也永遠不能得到羅馬人的認同，“即使溫和形式的哥特王國，也必會使一位羅馬人的‘自由精神’感到無法忍受”、“這些不知感恩的臣民卻永遠不能對這位哥特征服者的出身、，或甚至品德，由衷地加以寬容”32。

在世界觀上，歐洲蠻族史觀堅持“種族”身份決定文明身份；而中國胡史觀則強調(diào)文明身份不由族群而由德行決定。胡君主們愛援引孟子那句“舜是東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只要德行福澤中國，都是中國的圣人”63，據(jù)此宣稱，“帝業(yè)無常，唯德所授”。在統(tǒng)一問題上，歐洲蠻族史觀認為羅馬世界不應當是統(tǒng)一的，應當由多個種族分而治之。中國胡史觀則認為中華天下應當是統(tǒng)一的，不能分治，不管哪個族群當?shù)?，都把大一統(tǒng)當成政治目標。

西方中心主義者們常以羅馬與法蘭克為樣本來理解其他文明。如法蘭克的“復合性君權”，說查理曼大帝“法蘭克王與倫巴德王”的族長身份是主要的，而羅馬身份是第位的。查理曼帝國是多民族的聯(lián)合體。只要下詔，就可以分為意大利、法國和德國。某些學者將這種范式轉(zhuǎn)移到中國。如美國的新清史學者聲稱清朝也是復合型君權，清朝身兼滿族人族長、漢族人、蒙古人的可汗、藏傳文殊菩薩化身等多重身份于一體。中原、東北、蒙古、西藏的統(tǒng)一全靠著的“多重身份”作為連接，一旦清朝皇室崩解，各族就可以各奔自由。這無視滿蒙藏與中原的治理系統(tǒng)。清朝在東北以變通的方式推行郡縣制，在城市中也很快取消滿漢隔離政策。即便一時是族內(nèi)治權，終也過渡到郡縣制，如蒙古的盟旗制和南方的改土歸流。中國胡人族群的君主對自己身份的理解首先是中國而不是族長，象征著統(tǒng)治不分胡漢所有中國人的合法性。

草原族群建立的王朝那些風俗儀式不能說明什么。改變國家性質(zhì)主要看治理體系。查理曼接受了“神圣羅馬”加冕，也沒有讓加洛林王朝變成“羅馬”，因為法蘭克的治理體系不是羅馬。相反，清朝剃發(fā)易服，理所當然也還是中國，因為它的治理體系就是中國。“華夏”與“內(nèi)亞”，從來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向前說，夏商周代之中即有“內(nèi)亞”。陜西石峁遺址出土了有很強歐亞草原風格的石雕人像和石城。殷墟的墓葬出土了大量受草原族群風格影響的青銅器86。甘肅禮縣的秦公大墓顯示，秦人族群中混合著大量羌人和氐人。向后說，號稱“后一個漢人王朝”的明朝，實際蘊含著大量蒙古遺風。朱元璋詔書的語言風格就是元代的硬譯公牘文體。明代也兼有草原可汗、藏人文殊菩薩和轉(zhuǎn)輪圣王、庇護者幾種身份87，甚至連“明代漢服”也有元風88。